印度老木傢俱

　　劉東在家中。《再造傳統》
　　版本：世紀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　　2014年6月《思想的浮冰》
　　版本：世紀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　　2014年6月《審問與明辨》
　　作者：劉東/文韜 主編
　　版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1月
　　7月3日，是陳寅恪的生日。記者走進清華大學國學院，腳步聲在木地板上迴響。“很安靜，這就對了。”學者、國學院副院長劉東道。樓外的草坪上，畢業生糾結於用何種姿勢拍畢業照。
　　我們談到“國學熱”引發的種種亂象，劉東一再提到國學師資的培養困境，教育部沒有“國學”學科代碼，國學院正常招生無法開展。校長曾提議辦國學少年班，劉東以沉默作為回答：“人心壞了，做起事來就難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9歲就被宣佈是清華大學學生，是什麼誘惑？我都沒辦法做學問了，後門要被踏破，收誰，都會被罵不公平。”老清華國學院有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趙元任四大導師，書寫了教育史上的神話。前者已不可追，如今，清華國學院重在承續一種學術精神。“國學像空氣，污染了，才知道重要。如果沒了，那要命。”
　　“國學熱是功利滔滔的反彈”
　　新京報：現在談論國學，有一個時事背景，新聞爆出國學班的孩子受到“老師”虐待，與此同時，暑期國學班、國學夏令營十分火爆。
　　劉東：這非常不像國學所要求的，教國學要循循善誘。國學班打孩子，你得看是不是以國學的名義在打人。想想看，非國學班就沒打過孩子嗎？“禮失”之後，大家想起中國文化的好處來。“國學熱”和其他的熱不同，是從民間自己生髮的，甚至是老爺子老太太看完《百家講壇》，有興趣去重新瞭解國學。如今社會功利滔滔，反而使得人們覺得國學很有道理，國學熱是功利滔滔的一個反彈，不過，反諷的是，正因為利欲熏心，各方面人士都像蒼蠅見血一樣參與進來，國學本應該用於對這些功利心理進行“冷處理”、反思，而不能讓國學也被糟蹋成功利滔滔的一部分。清華大學國學院剛成立的時候，不斷有人呼籲開門招生。如果國學院能夠正常招生，我想“國學熱”的一些問題會被消解，但是，在現行的學科代碼之下，不能培養正常的國學師資，那怎麼應對社會對國學強大的需求？
　　新京報：還有一些成人參加的比如總裁國學班，是什麼樣的狀況？
　　劉東：對於總裁班，也應該兩面地看。我偶爾被拉去上課，有一個感覺，反而是那些總裁們最早知道國學的妙處，哪怕是人生意義這樣的題目，他們都很有興趣，放下繁忙的業務，掏出重金，參與進來。當然，他們畢竟從商業打拼的間隙中投入進來，很急，希望一塊“壓縮餅干”吃完就知道國學是什麼，這也會產生一些問題。心沉不下來，學國學還是不行。
　　新京報：這可能也反映出人們對國學班的某種認識或期望，覺得那裡是傳習傳統文化，不會打孩子。
　　劉東：打孩子的事，比如學體育的孩子，挨打的少嗎？當然，如果以國學之名打人，認為國學就是這麼專制，那就是錯了。中國過去的社會，之所以還能夠被容忍，並不是因為有一個專制的政體，而是有很多專制政體的勸諭者、警戒者、諷喻者，他們是以儒學為代表的士大夫，不斷教育皇上和大臣，和專制的代表共治天下，比如尚賢、使能、納諫、考試、監察，各種制度，其實是其他國家在同樣的發展階段所沒有的。事實上，國學是中國傳統社會比較人性的那一側面的代表。
　　“國學是保證中國發展的動力之一”
　　新京報：那麼，“國學熱”到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？
　　劉東：我不是“國學熱”的參與者，我對於學問一直是“恆溫”的。不過，我也觀察到，“國學熱”中還有很多問題值得玩味。首先，傳統的義利之辨，至少能夠約束五分之一的人類——中國人，因為我們是一個無宗教而有道德的國度，不能用宗教的辦法來約束人心，只能用道德的宣講來確立做人的標準。對於中國人來說，這無疑是最有效的。當然，這個道德並非無懈可擊，否則，就不會出現“五四”運動，不會產生對傳統社會的批判了。不過，正如我多次說過的，中國的古代史和現代史加在一起，才更加全面地告訴我們，一方面，即使有了儒家這個社會也不是無懈可擊的；但另一方面，如果失去了儒家的制衡，這個社會就簡直是一無是處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們還是深陷在功利之中。比如，有人來請你講課，不聽你講“四書”，一開口就說什麼“曾國藩的管理學思想”，還是想要掙錢。其實，應該從掙錢這件事脫離出來，從國學的角度來反觀它。
　　新京報：這種亂象，正反映出文化價值的混亂無根，需要價值重建。從國學的角度來說，能提供什麼資源？
　　劉東：太多了。你平時想到的價值，比如西方基督教，信徒向耶和華禱告、懺悔，這算是很高的道德了。但是，從國學的角度來說，這是很低的境界，孔子說“仁乎遠哉！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，“仁”在我心中，由此就足以不欺暗室，自在充滿，而如果非要上界有神靈看著，才能不違反十誡，那已經是不道德了。另外，國學同樣強調個人自由，只是在國學的價值體系中不是最高最主要的，它還要強調人和社會、人和自然包括人和自我的和諧。
　　你回過頭來看，儒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，而子說“天下之言，不歸於楊，即歸墨”。楊指楊朱，墨指墨子，都是講“利”，如果失去宗教的制約，又沒有道德的正面引導，那麼，有多少中國人，就會產生多少楊朱。現在的中國人可以說是十三億個楊朱，都有吃好點過好點的願望，中國的GDP衝上去了。但是，這十三億個楊朱，失去儒家的制衡，產生了道德困境，相互之間缺乏關愛，整個社會不是一個有機體。其實，老祖宗的東西很重要，以往把國學看得太被動，現在來看，國學才是保證中國長治久安甚至是發展的動力之一。
　　【鏈接】
　　名片
　　劉東，學者、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，著有《西方的醜學》、《理論與心智》、《道術與天下》等，與人合編有《審問與明辨：晚清民國的“國學”論爭》。日前兩本新書《再造傳統》和《思想的浮冰》由世紀文景出版。
　　書介
　　《審問與明辨》收錄了1902年至1947年以國學為對象的學術論爭，包括梁啟超、章太炎、馬一浮、胡適、魯迅等人的文論。在國學問題上，這種“前賢與後輩的相通”，能夠引起我們的警醒，不僅對於國學的誤讀、自以為是，還能在前賢的基礎上，對於國學的現狀與未來，付出心力，獲得升華。
　　故事
　　我小女兒三歲時，上清華幼兒園，老師批評說：“只有你們家小孩還沒有學會背《三字經》，別的同學都會背了！”我太太給我壓力，說你這還是國學院的副院長呢。我回答，這不要緊，真正能講《三字經》的老師還沒有被培養出來。
　　採寫/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　　（原標題：劉東 國學像空氣，污染了，才知道重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