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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基於法治精神的鄉規民約
　　 —— 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發揮鄉規民約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解析
　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，要求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。然而，法治不是狹隘的“國家立法”之治，它需要多層次、多領域的依法治理。發揮鄉規民約等社會規範的積極作用，對於推進依法治理社會至關重要。
　　“家規”不可大於國法
　　鄉規民約是用來填補法律空白的，而不是替代法律的，更不能與現行法律相悖。
　　“砍伐一根樹枝罰款0.5元；砍伐超過5株的加重處罰，除罰款外並處殺豬一頭、放電影一部”——這是福建省長汀縣河田鎮許多村鄉規民約中的一條。為了實現“封山育林護林”目標，當地鄉規民約中作出這樣的決定。如今，“村裡的小孩子都知道誰上山偷砍柴，誰家的豬肉就得分著吃”。
　　“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需要廣義之法作為支撐，廣義之法就包括憲法、人大的專門化立法、黨內法規以及市民公約、鄉規民約、行業規章和團體章程等。”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劉建軍說。
　　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之一，鄉規民約往往能夠填補法治的不足。比如，化解婆媳關係、解決鄰裡糾紛、開展環境治理、建設基礎設施等。這些法律“照顧不到的方面”，往往就需要依靠鄉規民約等社會規範的支持。
　　但是，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和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，鄉規民約的教化、規範作用日漸式微，甚至出現了與法治精神不和的現象。例如，村民家中增添人口，如果是男性當年享受一切福利，如果是女性，則到次年享受；甚至有的地方村民涉嫌刑事犯罪，不是積極報警由司法機關查辦，而是用“家規”進行嚴懲……
　　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》第27條規定，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、法律、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，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、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。
　　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。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，鄉規民約針對轄區內的事務作出相關規定，無可厚非。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鄉規民約是用來填補法律空白的，而不是替代法律的，更不能與現行法律相悖。
　　面對中華民族優良傳統，我們應當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，充分發揮鄉規民約的教化作用，挖掘其規範社會治理的現代價值。在依法治國的大框架下，重新整合人與人之間的活動與交往，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。只有堅持了這個原則，鄉規民約才能真正地利人利己，利國利民。
　　鄉規民約必須以人民為中心
　　鄉規民約要真正發揮作用，必須融入社會生活，遵從社情民意，才能內化為人們的行為準則，發揮其積極的教化、規範、引導、評價作用。
　　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以百姓利益為中心開展工作，順應他們的意願，發揮他們的作用，事業就發達，建設就順利；反之，對民聲置若罔聞，脫離生活實際，就必將招致挫折和失敗。
　　由於鄉規民約貼近群眾、貼近生活、貼近基層，就不會像政令法律那樣冰冷生硬，更容易得到鄉民內心的認可，也更容易讓人遵守。“鄉規民約只有符合村民共同利益、在大多數村民擁護的情況下才能真正貫徹執行。”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原巡視員曹國英說。
　　現實生活中，鄉規民約發揮著規範社會事務、經濟事務的積極作用。比如，在四川省內江市隆昌縣，以古寨為依托、有著“川南民風民俗的活化石”美譽的“鬼市”，形成頗具地方特色的“夜半相聚、雞鳴則散”的半夜市場規矩，這種鄉規民約延續至今，起到了規範市場的重要作用。
　　然而，在一些地方，鄉規民約基本上成了國家法律和政策規定的翻版，從指導思想、基本原則再到規則設定都是規定村民義務為核心的法律、政策條款，卻沒有反映出本村村民的利益訴求。甚至一些村幹部直言不諱地說，鄉規民約實際上只是落實政府文件的土辦法，是應付上級檢查的政治任務。
　　“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，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裡。”如果鄉規民約不真實反映村民的共同意願，不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，甚至脫離生產生活實際，那麼就難以在村民集體中形成權威性規範，難以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　　“如何認識鄉規民約的現代性價值，使之為當代鄉土社區建設服務，關乎我國鄉土傳統的延續，這在當代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顯得尤為迫切。”山東省政協常委、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劉德龍表示，鄉規民約要真正發揮作用，必須融入社會生活，遵從社情民意，才能內化為人們的行為準則，發揮其積極的教化、規範、引導、評價作用。
　　在法治框架下構建鄉規民約
　　鄉規民約應以法治中國頂層設計體系和國家法律法規為主導，在村民的參與下，秉承保護群眾公共利益的原則，通過村民會議等方式制訂和修改。
　　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，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，植根在中國人內心，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。
　　隨著社會的發展，如何重新認識和定位鄉規民約的現代價值，使之可持續地發展，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。曹國英表示，鄉規民約一方面應汲取優秀傳統文化中有效的規制條則，另一方面應審慎地摒棄落後的、不合時宜的規制內容，汲取實踐經驗，使其成為支撐國家法治的重要基礎。比如，一些形成產業基地的村，可以有不能制假販假的規定；一些村可以有尊老愛幼的規定等等。鄉規民約既可以與國家法律形成互補關係，規範社會行為，又可以延伸到道德領域，起到教化的作用。
　　那麼，如何在法治框架下，構建鄉規民約呢？
　　專家表示，宏觀而言，鄉規民約應服從大局、科學定位，以法治中國頂層設計體系和國家法律法規為主導，圍繞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全局，尊重世情、國情、民情。
　　中觀而言，鄉規民約應明確目標、合法作為。在法治中國的建設過程中，通過健全和完善鄉規民約，加強村民的法治觀念，提高村民的道德素質。因此，應以規範性、民主性、實用性、時代性、合理性、現代性為目標，從法律地位、正當程序、審查監督等方面健全和完善鄉規民約。
　　“微觀上，鄉規民約應規範程序、有效監督。”曹國英說。要在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內，在村民的參與下，秉承保護群眾公共利益的原則，通過村民會議等方式制訂和修改鄉規民約。上級機關應該及時糾正鄉規民約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不合法行為。
　　歷史上的鄉規民約
　　“貧窮患難親友相救”、“勿以惡凌善，勿以富吞窮”、“行者讓路，耕者讓畔”……貴州省貴定縣石板鄉臘利寨的寨規碑上，1919年的鄉規民約至今仍清晰可見。
　　鄉規民約，由來已久。作為群眾自發形成的、具有約束力的行為規範，鄉規民約在弘揚社會道德、促進社會和諧層面，起到了無可比擬的推動作用，成為構建和維持鄉村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。
　　在《周禮》中就有鄉裡敬老、睦鄰的約定性習俗。北宋時期的《藍田呂氏鄉約》，約定“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禮俗相交，患難相恤”四大項民間互助內容，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由民間自行約定的行為規範。
　　童學啟蒙要學鄉約，社會交往要守鄉約，解決糾紛要依鄉約——明清時期，政府推動全國各地加入鄉規民約的推廣中。其中，王陽明任職贛南時制定並推行了《南贛鄉約》，成為古代推行鄉約教化的典範，時至今日，贛南地區仍然保留著濃厚的鄉約記憶。
　　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，鄉規民約通過教化、倫理以及相關懲罰機制的約束，維繫著傳統鄉村社會有序運轉。這種於生活實踐中相與為約、砥礪互勉、共同進步的規範基因一直延續到現代，為有效維護整個社會秩序奠定了基礎。（記者 曹溢）　　（原標題：發揮鄉規民約的積極作用 推進依法治理社會）